随之而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再次让立法工作陷入停滞。1969年11月，高铭暄和同事一起被下放到江西余江进行劳动锻炼。1971年，高铭暄被调回北京，但远离了法学，他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工作。“我们成批被分配到了北京医学院，当时叫‘批发’，后来也有一些同志属于‘零售’。被分配当然是很高兴的，至少去的时候，领导曾让我们做好在当地安家落户的准备。所以，当时我心里是心潮起伏、感慨万千：‘唔，还能回北京工作！’”多年后，高铭暄在接受采访时描述当时的心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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